其实,老姜在几年前就离休,离休前已有多家医院邀请他,他曾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创办眩晕科,负责眩晕病和筋骨病的治疗。在医院里,每天都有病人和朋友找他,那些找他的朋友,其中许多曾也是他的病人。这些朋友的乡亲来京看病,朋友们喜欢来找姜大夫,姜大夫把这当成一件乐事,总是热情接待,给病人想方设法。
1931年,姜强大夫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1945年,在山东参加了八路军。1947年,他和一位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第25整编师中校医生一起工作。一次,从前线下来一个伤员,病情很重。医生怀疑伤员可能感染了破伤风,然而症状却不明显。那时,破伤风的死亡率极高,早期用药尤为重要。没有确诊无法下药,怎么办?中校医生着急,大家都着急。小姜灵机一动,在病人无防的情况下,捅了病人一下,病人即刻出现了典型的抽搐症状,从而取得了诊断依据,及时用上药,保住了伤员的生命。事后,大家都夸小姜聪明,领导也号召全院医生向小姜学习,用聪明才智服务于病人。
姜强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之后随部队南下广东。在三年战争中先后荣立“战斗和艰苦奋斗”三大功。
1953年,部队同意让他报考医科大专,但只给一次报考机会。姜强凭少时中医世家的熏陶和多年的工作实践,深感医科需要丰富和高深的知识,于是大胆放弃当年报考大专,准备明年报考大学本科。1954年,姜强以优秀成绩,其中数学成绩为东北考区第一名,他终于如愿考上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本科(解放前为国防医学院)。
姜大夫回忆道:“大跃进时,全国搞得轰轰烈烈,做饭的锅也砸了,到处是小铁炉,冒着烟。事实上是把成品的铁烧化后变成了铁渣,我觉得这事没干头。我看着着急,就托人要求参加了中药提成、中药结构分析这个与我专业结合的工作,比那小铁炉炼钢有意义有干头啦。”
在整风反右期间,姜强去了农村一趟。回来之后,在党的会议上,他的心情很沉重,他提到:农村新房子盖得多了,不少住上了新居、缝韧机,粮食也丰产了,但是农民并没有“丰收”,农民生活苦,吃不饱。主持会议的领导在会上也表示,姜强的看法是全面客观的。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他的汇报又成了右派言论,要姜强交待问题。姜大夫回忆到这里,显得无奈,他说:”农村好的方面、差的方面我都说到了,只把我的一部分拿上来,断章取义,说是攻击党的政策。我顶了回去,说这是偏面的。顶是顶了,没想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在我的档案里被定为“内右”。
六十年代到“文革”初,姜大夫被派往柬埔寨,担任医疗专家组组长,为在柬工作的中国专家做医疗服务。曾为柬王国高级官员和人民看病,备受欢迎,他是一位技术全面的医生。这时期姜大夫在筋骨病方面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他有一套治疗绝招。1965年初,武汉杂技团访问柬埔寨演出,著名的杂技演员人大委员夏菊花刚到达金边,腰痛发作了,没法登台表演。在关键时刻,姜大夫果断施以针灸,很快止住疼痛,演出正常进行。出访演出团领导长长地吁了—口气。演出结束,姜大夫又给予手法治疗,以保证夏菊花不因病中演出而留下后遗症。为了国家的荣誉,姜大夫随演出团工作了一段时间。
姜大夫回忆道:“文革期间,<杜娟山>演出团在北京巡回演出,演雷刚的那个演员坐骨神经痛,上不了台。我临时去‘救场’,也是扎了针灸,演员才能上场,我那‘姜一针’的外号就这样得来的。”现在,姜大夫对众多的急性腰扭伤,用他研制的“筋骨汤”治疗,效果特别好,其中部分陈旧性腰痛患者治愈后从未复发。
“文革”中,姜大夫回国。在国外,他已风闻大批老干部被打倒,感到很惊讶。回到原单位后,造反派就找他谈话。说他在国外工作有成绩,有鉴定,要给他立功。“诱之以利”后,就提出要他参加“造反派”。姜大夫搞不清为什么这么多的老干部成了“三反”分子。过了一段时间,那“功”还没立上,就在会上被人点了三次名,指出姜大夫有问题。姜大夫不明白刚从国外回来就有问题,后来在批斗会上才知是指他曾给被打倒的国家副主席和部长级老干部、部队老干部看过病。要他交待与他们的关系。姜大夫气极,当即在会上承认下来他曾与50多名被打倒的老干部看过病。他说道:“如果这是错误,我在1947年就犯过,那一年一段时间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专门给被遗弃的国民党伤兵看病。打倒了的老干部有病为何不能看!”
姜大夫是那种技术型干部,忠厚老实,喜欢钻研业务。不是那种“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不谙“斗争的艺术”。
后采他离开了原单位,去了北京市中医院,与名中医一起工作。这时期他的医术长进了不少。
直到文革结束,才请他回到原单位。经过一个时期的磨难,姜大夫精神振奋,大干了几年,尤其在眩晕症和筋骨症的研究和治疗方面取得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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